文 | 黄侯兴

▲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重庆寓所读书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那场毁灭文化、残害文人学士的帷幔。后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所加的“编者按语”，进一步明确了批判的性质，扩大了批判的范围，锋芒几乎指向国内所有知名的学者、教授和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那时是被人们视为能够自觉改造、严于律己、善于自我调整去适应时代与领袖的诗人和学者的“榜样”，但此时他同样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恐怖感。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田汉、夏衍、翦伯赞……不断蔓延开来，他一方面意识到了自己辛勤耕耘一生的学术文化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也预感到了自己迟早会被抛入那无情的、吞噬一切生灵的洪涛中去而沉没。

　　1966年初，大批判进入高潮时，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写了一封信：

　　落款时间是1966年1月27日。郭沫若递交辞呈的动机，据一位知情者说，他这时“感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只是盖子未揭开。继续担当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不安”。他甚至“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指前海西街18号的大庭院）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于此同时，他多次提到要烧书，把自己的著作烧掉。他对上述那位青年朋友痛心地说：“算了吧！关于我的那些东西，最好都烧掉！”“我自己的那些文章，真要一把火烧掉，烧个精光大吉！”“你应当知道，现在不少人造我的谣。我也会受批判的。”从要求辞职到提出烧书，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在政治风暴的强大威慑下，一个著作等身、成就斐然的诗人兼学者，竟如此自我贬抑，自我否定，岂不令人不寒而栗！

　　这年4月14日，郭沫若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检讨自己“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检讨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出现在“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表示“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如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郭沫若的这番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随即在国内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不少真挚的朋友对郭沫若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但也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不理解他，对他进行种种非议和责难，甚至在他死后有人还把他视为“文化大革命”焚书的鼓吹者、“罪魁”。岂不冤哉！

▲ 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历史剧《虎符》时，郭沫若同主要创作人员一起交谈

　　维克多·雨果说得对：“从心中拔除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郭沫若从二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萌生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与追求，终其一生没有放弃或动摇过这一崇高的信念。但在长期政治生涯中，他把自己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幻化成对个别领袖人物的顺从，把领袖人物神圣化、偶像化，加以崇拜。所以当举国上下都在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时，郭沫若提出烧掉自己的书，认为自己的书“没有一点价值”，应该说心地是虔诚的，态度是恭顺的。当然这里也有他的难言的苦衷。

　　郭沫若此时曾告诫那位青年朋友：“你要小心啊！你太不会保护自己了。”透过这句话，我们可以认为，郭沫若的“烧书”说，似乎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即在虔诚与恭顺中羼杂着虚假的、违心的成份。郭沫若说他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此时，他仿佛在谴责自己说了违心的话，渴望着“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返朴归真。“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他把纯真、朴实视为“人生的最佳境界”，“让我们永远去追求它吧”。这些感喟，既是针砭时弊，也是对自我的人格、灵魂的批判。

▲ 1961年2月在海南岛鹿回头（后排右一为世英，右二为民英）

　　郭沫若提出烧书而遭来众多非议之后，他不愿给自己编织一张张烦恼的网，而想寻求那怕暂时的心理的平衡。于是，1966年4月中旬，郭沫若和于立群来到成都，准备回到阔别20余年的故乡——乐山沙湾。其实返归故里是郭沫若多年的夙愿。1962年暑间，他就想回一次四川，“由火车经过秦岭，去攀登峨眉、青城”。“我虽是在峨眉山下长大的人，但不曾登过峨眉山。前几年虽然去看过都江堰，但没有上青城，颇觉遗憾”。他们在成都过了“五一”节，打算节后即去乐山；不料这时北京来了紧急电话，把郭沫若召回了。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后，某高等学校便贴出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只因毛泽东亲自下令给以保护，他才幸免被批斗。不过他对眼见的这些暴虐——人格的侮辱和皮肉的鞭笞，迷惑不解：难道吴晗、老舍、翦伯赞这些史学界、文学界的老朋友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么？为什么要采用极其野蛮的酷刑呢？……他当然不敢直面陈言，只能对受难的朋友寄予默默的同情。有一次他听说已故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悲痛不已，悄悄对自己的秘书说，“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竟删去了其中“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重要的话。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要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暗示郭沫若问题的性质呢？郭沫若揣摩不透这里包藏的祸心，心神越发惴栗不安。这年6月5日，在一次会上，郭沫若朗诵自己创作的诗，表示愿把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称颂“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般讨好，恐怕是文人脆弱但尚未枯槁的灵魂经受不住反复煎熬的曲折的表现吧！

　　因为此前两个月，他的灵魂已经遭受了一次痛苦的煎熬。那是4月的一个早晨，他的在部队当兵的儿子郭民英，因忍受不了病魔的折磨，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郭沫若和于立群承受不了如此突然而沉重的打击，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把无限的悲哀寄托在一块印着翠竹的方巾上，写上爱子民英的名字和生卒年，让葱绿的竹叶陪伴着爱子骨灰；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着“没有教育好子女”的精神压力。

　　然而这种打击并没有结束。

　　1968年4月19日早晨，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北京农业大学一伙人把该校学生、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绑架了去，并关押起来。这对77高龄的郭沫若及患病的于立群，又是凶猛的一击，精神的筑堤几乎崩溃了。这天晚上，郭沫若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他就坐在总理身旁，本可以请求总理过问此事，并对世英给以保护。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什么也没有对总理讲。回到家后，于立群对他的缄口非常不满，埋怨、责难、哭诉……他一直沉默着，过了好一阵子才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声音带着颤抖，语气含着悲哀。他再也说不下去，站起身来走出房门。眼下的中国，没有法制，没有公理，听任几只虎狼陷害忠良，屠戮无辜。但郭沫若不愿在妻子面前流露出自己这种愤懑的情绪。

▲ 郭沫若、于立群（左二、三）夫妇1940年间在重庆张家花园

　　郭沫若并非对郭世英没有感情。在身边的6个儿女中间，郭世英最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戏剧家的气质，多少具有父亲青年时代的那种禀赋，喜爱写诗、写剧。他的性格热情豪爽，对于世间的人事，喜欢思考，探究底蕴；但他不执拗，不偏狭，知错能改，而且改得最坚决。郭沫若因此格外喜欢他。但是，现在当郭世英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呢？他的良知、品格以及前辈革命家的思维逻辑，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儿子、家庭，而是整个国家、民族……他深知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艰难而微妙的处境，身边的人几乎都被迫停止工作，一人承担着全部繁重的国务，日理万机，所以他不愿意、也不忍心此时给总理增添负担，使他劳累，让他分忧。他宁愿自己背着十字架而接受妻儿的责备。

　　第二天，郭沫若设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探听儿子的下落。直至第四天早晨得知郭世英被关押的场所，女儿郭平英与秘书王廷芳连忙赶到农业大学。然而三小时以前，郭世英已经被迫害含冤离开人世了。私设公堂的暴徒们；把郭世英打得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歹徒们为了掩盖杀人的罪证，当夜就草草地将郭世英遗体火化了！然后他们就组织人罗织死者的所谓“罪行材料”，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欺罔生者。周恩来总理得知郭世英去世的消息，一腔悲愤，急忙到前海西街18号大院来安慰郭沫若和于立群。后来他还两次派联络员去调查此案，但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两次调查都没有结果。郭沫若深深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而是让自己再次背起了受难的十字架……

　　两个春天先后失去两个儿子。让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在精神上超负荷地承受这般痛苦，苍天也未免过于残酷了。但是郭沫若没有被压垮。他那顽强的意志力和神奇的生命力，是令人叹服的。他将悲哀藏在心底里，用颤抖的手握着毛笔，把郭世英生前的日记工整地誊抄一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少心血，多少辛酸，一共抄写了8本。直至郭沫若谢世，这8本日记誊抄本一直放在自己的书桌上。这里不仅蕴含着他的哀思与孤苦，而且作为历史学家，他坚信不公正的裁决总有一天会重新获得公正的评判。

　　“为了国家好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郭沫若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这个信条。就在郭世英去世不到半个月，他照例出席了在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晚会，照例主持或参加频繁的外事活动。这年6月27日，他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员一起，赴河北满城发掘汉墓，由山麓沿着崎岖的幽径攀登到陵山的山腰，亲入墓室内现场考察指导。1969年春夏之交，郭沫若从日本朋友山宫允赠送的《英诗译释》一书中选译了其中的50首，译文直接写在原书四周空白处，并加了一些批语，未加誊抄（郭沫若去世后，经其女儿郭庶英、郭平英编辑整理，取名《英诗译稿》，于1981年5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69年夏天，郭沫若得知北京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元代和义门、瓮门遗址，两次前往现场，登临高达20多米的城门楼上，细察了城楼南壁上存留的元代至正年间的墨书题记。此后他还陆续撰写了《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日本银币<和同开宝>的定年》、《新出土侯马盟书释文》、《扶桑木与广寒宫》、《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等十余篇属于历史学、古文字学的论文，并撰写了《李白与杜甫》的学术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郭沫若压抑着失子之隐痛，坚持涉外等工作、坚持某些野外考古、坚持著述，这些都是他的难能可贵的超常意志和文化品格。在文人学者们已经不得不搁笔的时候，郭沫若继续用他的笔，为祖国科学文化事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 1972年郭沫若参观故宫筹办的出土文物展

　　如前所述，在对待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对待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郭沫若的心态一直存在着错位现象。“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心态的错位，从对毛泽东的崇拜发展到对毛泽东的畏惧。这当然不独是郭沫若，几乎全国所有知名的文人学者，恐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现象。如1967年夏，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一些师生编纂了几本文艺理论书，请郭沫若题签。几天之后，郭沫若寄来了为3本书题写的书名，遗憾的是郭沫若没有落款。8月21日下午，几位师生来到前海西街18号，恳请郭沫若重新题签并加落款。郭沫若感到为难，说：“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不过，我还未有盖棺论定，万一……由我题书名，不就把你们的书毁了吗？”几位师生表示理解，没有请他题写书名，但希望他能馈赠墨宝。郭沫若欣然答应，当即挥毫，写了一副《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长联。要知道，郭沫若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但自“文革”以来，他赠字只抄毛泽东诗词或语录，而不敢抄赠自己的作品。

　　到1969年，这种畏惧的心态更有所发展，连毛泽东诗词也不敢书写赠人了。为什么呢？这年5月21日，他给元弟郭翊昌信说，“弟所集主席词句一联”，“要我为你写成对联，我不便写。因主席年前有指示：‘我们不要题字’。我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便没有为人写字了”。因毛泽东有令，哪怕根据毛泽东词句作对联，书法家郭沫若也不敢提笔，这是多么悲哀又多么值得同情的事啊。于立群体察到了郭沫若这种悲凉的、抑郁的心态。1971年10月上旬的一天，她和郭沫若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游览长城。她拉着郭沫若说：“我们来一张合影吧，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来这里。”这话语义双关，既指年迈难以再登长城，也指险恶的政治风云难得再有他们夫妻闲暇游览的机会了。果然，这年10月11日，郭沫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应邀前往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祝活动，途中病倒滞留于新疆不能前往。年龄毕竟不饶人。至于险恶的政治风暴，从1973年起便向他猛扑了过来。

　　1973年，江青等人多次去北京大学，组织大批判班子，把郭沫若著作摘录印发，再由基层单位大量翻印，企图大规模地、公开地对郭沫若进行批判。此事被毛泽东发觉后及时制止，并指示“不能批判郭老”。那时郭沫若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已经看出江青等人制造阴谋的实质。他对于立群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

　　因此江青等人是不肯有所收敛的。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等发表社论，提出“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这其实就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动员会。1月25日下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有l万8千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大会上点了郭沫若的名，说郭老是尊孔的，并引用了在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的“十批不是好文章”这句经典性的话。江青把郭沫若喊起来，站着，这对郭沫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原来他们要批判郭沫若，还只有少数人知道，现在他们在大会上点名，就在社会上公开了。

　　“十批”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1945年出版。早在“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郭沫若就理直气壮地向读者告白自己是“崇拜孔子”的：“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他批评了文坛上存在的偏激现象：“更极端的侮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华民族的堕落全归咎于孔子。唱这种暴论的新人，在我们中国实在不少。诬枉古人的人们哟！你们的冥蒙终久是非启发不可的！”在《十批判书·后记》里，他仍然历史地肯定孔子：“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袒护’他。”郭沫若认为，比之诸子各家，孔子的思想在当时“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这是他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的上述观点没有改变。尽管这是属于学术的范畴，但它与领袖人物尊法反儒的政治需要相抵牾，就要受到清算、批判。江青就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把郭与林相提并论，这不就是从政治上进行讨伐了吗？

　　大会以后不久，张春桥来到前海西街18号，逼迫郭沫若写文章，承认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逼他在文章中“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怒不可遏，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郭沫若很清楚张春桥的来意，逼他写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其实就是要影射批判周恩来总理。郭沫若虽然言语不多，但不妥协、不苟且，坚决顶了回去。

　　这年2月10日下午，江青也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她同样是逼郭沫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判安东尼奥尼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郭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和她说话，她却东拉西扯纠缠了约3个小时才走。当晚，郭沫若就开始发烧，医生上门诊治，给他打针，烧仍不退，赶紧送到北京医院，此时体温上升到39度多，神志已经不清。

　　这次大会前后，周恩来曾两次到前海西街18号看望郭沫若，给予安慰。在1月25日大会后的当晚，周恩来特意派人来，就郭沫若的健康与安全下达了4点指示，并指定郭的秘书王廷芳负责。郭沫若这次患的是肺炎，此后反复发作，经历了几次危险，但都被抢救过来了。周恩来经常过问郭沫若的病情，派自己的医生到医院探望，给以体贴入微的关怀。没有料到，周恩来却先他而去。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噩耗传来，郭沫若悲恸欲绝，病情顿时加重，以致到了无法站立的地步。他在病床上写下了当时不能发表的诗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他用颤抖的手，在日记中写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两行抖得几乎不能辨认的字迹，寄托了他无限的哀思。1月15日下午，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他是坐着轮椅被推进大厅里的。到该起立的时候，别人左右挟持却站不起来，他用尽气力，终于挣扎着起立，向最敬爱的战友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郭沫若比周恩来要幸运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四人帮”被投进监狱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呼喊着“我们又得到一次解放”，奋笔疾书《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他那时仍住在医院里，但他执意要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郭沫若连续站了两个小时。医生和家属及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近几年来他是连站立几分钟都是很困难的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呢？

　　1977年6月17日，阿英(钱杏)逝世，郭沫若作五绝一首：“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郭沫若是真正意义上的儒生、老儒，即使史学家批评他“袒护儒家”，政治家攻击他“尊孔”，他始终不曾动摇和改变自己的史学观点，始终不曾回避和隐瞒自己推崇孔予的原则立场。现在他又以自己是一个“臭老九”而自豪。郭沫若虽然是一名政治家，有着漫长的政治生涯，但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却更多的是诗人、学者的气质、心态和风貌。他的长处和不足，坚定和软弱，坦诚与虚假……几乎综合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其他的文人学士，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喜剧，一幕幕悲剧，循环往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似乎看不到它的穷尽……

本文原载于《中华儿女》1991年第1期，作者黄侯兴系郭沫若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